正在巴西參加20國集團(G20)峰會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18日）上午先後會晤了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和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這是G20峰會主會場之外的兩場重要雙邊會晤。新聞媒體在報道中提到，習近平與施紀賢的會晤是中英兩國領導人自2018年以來的首次會晤。對比中俄兩國領導人一年會晤多次，僅這一句就足以說明中英關係處於甚麼狀態。

習近平與施紀賢（右）和阿爾巴尼斯（中），在G20峰會主會場之外進行會晤。(AP)

　　今後幾天，參加G20峰會的各國領導人還會利用這次機會，在主會場外展開雙邊接觸，這類「場外會晤」有時會「喧賓奪主」，得到傳媒的廣泛報道，熱度超過多邊峰會本身，令辛苦準備了許久的東道主很無奈。但是，新聞媒體的職責是報道新聞，愈是有影響力的新聞愈值得大力報道，因此東道主被「冷落」也不應該責怪媒體。

「場外會晤」影響超出雙邊範圍

　　以前我做記者時，曾採訪過多次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那時還沒有 G20這個全球性對話機制），有兩次遇到上述的「喧賓奪主」場面，而這兩次都涉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會晤。

　　第一次是1993年11月在美國西海岸城市西雅圖，那是APEC的部長級年會首次升格為各經濟體領導人的非正式會晤，而推動這一升格的是克林頓。美方利用東道主的身份將會議升格，主要目的是方便邀請中國領導人參加，簡單來講就是為促成克林頓與江澤民順利會面。

　　由於這是30年前的事，需要在這裏做一點背景介紹。上世紀80年代末，西方國家因「天安門事件」而集體制裁中國，美國政府不能邀請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但是，中國在鄧小平「南巡」之後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經濟發展迅速，中國的龐大市場令美國一些跨國公司垂涎欲滴，大企業紛紛督促上台不久的克林頓政府盡快改變對華制裁政策，以便他們能進入正在開放中的中國市場，避免輸給其他西方企業。因此，克林頓的顧問們想出這個辦法，名正言順地邀請江澤民參加峰會，北京也做出了積極回應，江澤民與克林頓的會晤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

借主辦APEC峰會的機會，克林頓在1993年邀請江澤民到西雅圖會面。(AP)

　　這場雙邊會晤得到各國媒體的高度關注，這是APEC峰會上的發言和會後宣言無法相比的。克林頓的顧問有頭腦、有創意，在搭建國際對話舞台的同時，還為雙邊外交創造了條件。此後，中美關係開始向好的方向轉變，雙方還開始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談判。

　　但發展中美關係的道路崎嶇難行，在1997和1998兩年內實現了中美元首互訪之後，1999年出現了美國軍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嚴重事件，兩國關係再度跌入谷底。為緩和緊張的雙邊關係，中美領導人再次利用參加APEC領導人峰會的機會舉行場外雙邊會晤。那年的APEC峰會由新西蘭主辦，我從紐約經洛杉磯飛到新西蘭第一大城市奧克蘭，旅途長達十幾個小時。抵達後與中外同行聯繫，大家關注的焦點都是「江克會」，而不是APEC的宣言。大國領導人之間的會晤不僅對當事國意義重大，甚至對全球事務有可能產生重要影響，比APEC峰會所涵蓋的多邊貿易開放，更為世人所關注。

　　在中美峰會之後，暫時停滯的中美關於中國加入WTO的談判重新恢復，並在年底達成協議，為中國「入世」掃清了最大障礙。中國加入WTO，為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創造了巨大商機，也促成了中國社會的一些變革。

中美領導人重啟溝通，促使中國加入WTO的談判恢復；圖為當時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及美國商務部長戴利。(AP)

　　採訪這兩次影響中國國運的歷史性「場外會晤」，我的最大收穫是，領導人需要認清大局，創造性地利用一切機會，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爭取最大利益。國際峰會有時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但大國之間的「場外會晤」卻可以改變局勢，甚至造福人類。國際峰會固然是記者採訪的主題，但雙邊會晤才是必須緊盯的核心。會議期間各種議程一項接一項，記者必須分清主次，對於重要的雙邊會晤，一定要爭取到場，因為任何高科技手段也無法替代記者在現場的感受。只有在現場察言觀色，感覺氣氛，才有可能了解雙邊關係的真實「溫度」，才有可能對會晤的結果做出符合實際的報道。

「場外會晤」的安排顯示誰掌握主動

　　「場外會晤」內藏玄機，有時兩國領導人對一些問題談不攏，甚至兩國立場嚴重對立。從雙方外交部門的各自表述中，不容易看清真相。但只要事先認真研究會晤的安排，就不難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然後根據自己的判斷去順藤摸瓜，得出合理的推斷。有時觀察領導人的肢體語言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氣場，對了解這位領導人在國內和國際上的人氣很有幫助。

　　1997年，APEC峰會在加拿大西岸城市溫哥華舉行，當時人氣高漲的領導人可能要數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而剛剛贏得連任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卻顯得很溫和。在採訪橋本龍太郎與外國領導人的雙邊會晤時見到，他頭髮吹得很高，進出會晤地點時步伐矯健，講話時神氣活現，樣子有點「卡通」，而他又似乎是在享受「指點江山」的樂趣。

因為妥貼處理和中美的關係，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APEC峰會趾高氣揚。(AP)

　　橋本龍太郎的自信可能主要來自於「政績」和民意支持度。他在1996年參拜了東京的靖國神社，贏得日本右翼勢力的支持，但同時也受到中國、韓國、澳洲等亞太國家的強烈批評。他隨後努力補救，在次年4月訪問中國，與江澤民主席會晤，並參觀「九一八事變」紀念館等地，成為戰後訪問中國東北地區的第一位日本在任首相。在與中國修補關係的同時，他與克林頓深入交流，讓美國對他放心。帶著國內民調的高支持度和「已經搞定中美兩個大國」的自信，橋本在APEC峰會的會場內外趾高氣揚，十分「吸睛」，引發國際記者的追蹤採訪。

　　採訪另一次APEC峰會讓我對「場外會晤」積累了更多經驗。2004年APEC峰會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當時的日本首相是小泉純一郎，中國出席峰會的是國家主席胡錦濤。由於小泉在2001年上任後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下滑，他這時希望與中國領導人會晤，緩解國內外各界對他的批評和壓力。中國要求他明確表態，保證不再參拜靖國神社，但他一直拒絕。在聖地亞哥APEC會議期間，胡錦濤是否會與小泉見面？這是當時的新聞熱點。我從紐約飛到聖地亞哥之後，迅速聯繫早已熟悉的一位日本報紙駐華盛頓記者，向他打聽日方的最新消息。鑑於中日官方都沒有確認，我們倆隨即決定分頭打探，我負責中方，他負責日方，隨時保持聯繫。

　　中方到最後階段才與日方確認，為了兩國關係的長遠利益，同意安排兩國領導人的「場外會晤」。這樣做一是向外界發出訊號，顯示中方掌握主動權，二是避免小泉「炫耀成果」，在會晤之前製造輿論。在領導人會晤後，兩國外交部發言人分別會見記者，對於小泉是否明確保證日後不再參拜靖國神社，雙方給出了不同的信息。兩場吹風會，日方在前，中方在後。由於從日本同事那裏了解到日方的口徑（小泉未做保證），於是我寫稿時心中有數。事實證明，小泉是鐵了心要繼續參拜，因為他並不在乎這樣做對中日關係帶來的傷害。翻查資料，中日領導人在聖地亞哥會晤之後，小泉在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兩度參拜靖國神社。

在2004年APEC峰會，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小泉純一郎（前左二）只進行「場外會晤」。(AP)

　　有很多國家參與的國際峰會往往只能讓參與者各自表述立場，很難形成共識，因為各國的歷史文化有別，所處的環境不同，面臨的困難也不一樣。無論是經貿議題還是氣候變化議題，或者是其他議題，為了讓大家都能接受，會議宣言只能領域寬泛，措辭籠統，缺乏可操作性，或者只說應該怎樣去做，但不提由誰出資。而會場外的雙邊會晤，則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有效外交途徑，一線記者必須高度重視，提前做好各種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