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轉捩點。加入世貿組織和低撫養率的雙重紅利已經終結。由於沒有其他紅利可以抵消諸如重複投資、尋租、泡沫等低效行為的損害，中國經濟正在面臨困境。

 

　　若繼續飲鴆止渴，以浪費性投資來支撐暫時的需求，助長尋租行為，中國將會面臨金融危機以及貨幣貶值。

 

轉折來臨

 

　　加入世貿組織以及低撫養率給中國帶來了強勁的貨幣增長。中國用這些資金的一部分建設基礎設施，支援了製造業的成功發展。交通、能源和電信系統已大有起色。跨國公司在中國既享受低廉的勞動成本，又擁有與發達國家一樣的經營條件。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的十年內，中國出口年增長達到20%，成為全球貿易頭號大國。

 

　　然而，西方國家的債務危機意味著中國的貿易優勢走到了盡頭。當西方國家的工廠搬到中國以後，其民眾可以依賴債務維持原有的生活水準。只要市場願意維持這種狀態，西方國家由債務驅動的消費活動就可以延續，反過來也就促進了中國的出口繁榮。但是隨著債務泡沫破裂，西方國家的消費能力下降，中國的出口繁榮也行將結束。

 

　　但凡在貨幣充足的情況下，浪費性支出總是無法避免的。20世紀20年代，美國企業對新技術投資過度，導致大規模產能過剩，引發了隨後的大蕭條。20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也出現過度投資，購買了過量的中看不中用的國外資產，導致日本經濟隨後經歷了20年的停滯。中國如今重蹈覆轍，產能過剩隨處可見。整體產能過剩可能達到三分之一，比此前美國和日本的情況更嚴重。

 

　　資金來得太容易，常常會導致投機、資產泡沫、腐敗或尋租。中國的股票市場在2005年至2007年間上漲了5倍，土地價格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的十年繁榮期內增長了30倍，在一些城市甚至達到了100倍。資產泡沫增加了很容易弄到錢的錯覺，降低了對浪費性投資或尋租行為的抵抗力。

 

　　所謂「東亞模式」，就是由投資和出口主導經濟發展。出口繁榮使投資繁榮成為可能，因為過度投資需要來自出口的過剩流動性來維持。如果出口繁榮結束，投資繁榮也隨之會終止。在繁榮期，固定匯率將出口繁榮轉變成貨幣繁榮，而在蕭條期，如果國內政治體系堅持在出口停滯的情況下推動投資，就可能會導致貨幣崩潰。1997年韓國和泰國都曾經歷過。

 

　　曾幾何時，東南亞國家、韓國和中國台灣因為中國大陸競爭力的提升而失去了出口繁榮。現在，由於作為客戶的西方國家陷入衰退，中國的出口繁榮也難以為繼。這是一個特殊的困境，因為中國對於世界而言太大了，其人均收入和人均出口水準都不到韓國和台灣面臨同樣挑戰時候的一半。

 

　　在過去十年間，中國的出口增長率是全球貿易增長率的2倍，是全球經濟增長率的4倍。在未來十年，中國的出口增長率很可能會低於10%。這要求中國將投資降低到低於GDP30%的水準。

 

　　轉捩點的最重要特徵就是土地價格進入下行通道。儘管很多人援引資料和實例來支援房地產泡沫仍將持續的觀點，事實上泡沫正在收縮。在一些城市，房地產市場已經崩盤；在大多數城市，房地產價格已經大幅下跌。與股票市場不同，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是「長痛」，可能需要五年到六年。2012年就是調整的第一年。

 

　　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中國房地產都將極端低迷。除了價格泡沫，中國現在的數量泡沫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人口紅利正在消失。這些都意味著很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房地產崩盤。

 

空談誤國

 

　　浪費和泡沫在經濟繁榮期是不可避免的。在繁榮結束後，為過去的錯誤埋單將會是非常複雜的。尤其是銀行系統的資產品質在經濟繁榮期後會大幅下降。

 

　　中國的非金融部門債務是GDP的2倍，這還不包括地下借貸。如果將其包含在內，債務水準可以達到GDP的2.5倍。這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高的。成熟的經濟體可以將其非金融部門債務維持在GDP的2倍至2.5倍，因為其家庭財富水準較高。在中國現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維持這樣的債務水準，包括在1997年陷入債務危機的東亞經濟體。

 

　　中國的債務主要來自企業和地方政府。對成熟的經濟體而言，企業債務一般會達到GDP的50%至70%，中國是這個數字的2倍。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利潤僅為全球平均利潤水準的一半，這意味著中國的債務負擔是全球平均水準的4倍。因此，儘管中國經濟看似欣欣向榮，股票市場卻依然如此疲軟。這是中國經濟最脆弱的環節，企業債務負擔同收入能力不協調，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大規模壞賬。過去，土地價格持續上漲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補貼企業，從而掩蓋了問題。企業可以依靠上漲的地價增加借貸以維持流動性。隨著土地市場局面逆轉，問題開始暴露。這要求政府儘快處理壞賬，否則，銀行系統將會被凍結很多年。

 

　　儘管加入世貿組織和低撫養率的雙重紅利已經終結，中國還有很大的增長潛力。現在中國的人均收入僅為發達國家的七分之一。華人在發達國家都是高收入人群，顯然問題並不在於中國人的素質，而在於中國的體系。

 

　　最近一些有關增長潛力的辯論都弄錯了方向。有人希望再現人口紅利，有人將城市化視為經濟增長的重點。但是，大多數三線城市都出現了過度建設的問題，那裏正在建設的房地產需要很多年才能不至於空置。

 

　　爭論去何處尋找增長點，其實只是反映了爭論者的自負。經濟增長最終來自生產力的提高，而不是來自投資本身，或是僱傭更多的工人。生產力發展依靠的是資本的持續優化和市場驅動的勞動。價格機制是最偉大的人類發明，它將集體智慧轉化為生產力的提高。

 

　　如果有人能夠預先確定甚麼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點，那麼他們肯定比巴菲特還要聰明得多。如果他們果真那麼聰明，他們就該自己成為億萬富翁，而不是為政府或某些智庫工作了。

 

　　事實上，那些談論應當在何處尋求未來經濟增長點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如果把他們放在決策者的位置，勢必空談誤國。

 

富民為本

 

　　政府擴張成性，是造成中國諸多經濟問題的根本原因。政府人員愈多，尋租壓力愈大。由於主導經濟的是行政權力而非法治，尋租壓力將會不可避免地朝著有利於它的方向改變經濟結構，不可避免地製造泡沫，推動形象工程，提高稅費。只要政府依然保持現在的龐大規模，增加政府收入的壓力就會持續存在。即便削減了某項稅收，也會有另一項取而代之。

 

　　房地產泡沫收縮會減少政府收入，因為土地銷售收入會下降。這是政府推動房產稅的主要原因。房產稅在某些情況下是恰當的，但在中國並不合理。首先，房產稅只有在真實擁有房屋產權的情況下才應當徵收，中國的房屋產權只是70年的使用權。其次，房產稅收入應當用於例如教育之類的地方公共支出，而中國的房產稅很可能會被用來支持政府當前的投資支出。有人認為徵收房產稅是為了控制投機，這是不對的。控制投機的正確工具應當是資本收益稅，中國已經有這一項稅目了，如果徵收幅度還不夠，可以提高，但不宜另外徵收房產稅。

 

　　不改變政府結構，中國的經濟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很多政府機構的就業人數在過去15年間增加了10倍。為了建設一個有效的政府結構，政府規模必須減半。這顯然很難實現。但是，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此。

 

　　從短期來看，政府可以將目前的支出水準繼續維持五年。同樣，國有企業也可以在五年內控制投資水準。只要實現這兩個目標，政府規模相對於經濟規模而言就有所收縮，可以逐漸提高工作效率。

 

　　中國的家庭消費大約佔GDP的三分之一。這個比例很低，因為勞動力收入佔GDP的比例僅僅略高於40%，而灰色收入可能占GDP的10%。中國的大部分資金都流入了政府和國有企業。其他企業則依附於這兩者，尋求需求和利潤。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支出不是效率驅動的，其他企業作為其供應商，自然也不是效率驅動。因此，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並沒有多少值得稱道的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當存在可持續而有效的需求時，就會出現有效的企業。在支出主要是為了民眾切身需要的情況下，就會創造出可持續的需求，在針對這種需求而展開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企業就可以存續下去。中國的家庭消費應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高於GDP的50%。這要求勞動力收入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達到GDP的65%。這些目標只有在政府和國有企業在經濟中所佔比例下降之後才能實現。短期內，政府應當減稅1萬億人民幣。這筆預付款可以提高對於那些產能過剩的行業的需求，提振市場對中國未來的信心。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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