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近20年來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考驗。增長下滑不只是一場修正，也不只是週期性的下滑，而是長達20年的投資與出口增長模式的終結。轉向新的增長模式需要痛苦的改革。如果中國拒絕變革，接下來就會經歷失敗的十年。

 

　　經濟放緩在短期內是一件好事。它減少了泡沫造成的浪費。由於藍領勞動力短缺，政治風險隨之降低。

 

　　推動貸款增長的舊式貨幣刺激政策，只會讓情況更糟，將會再起泡沫，在一年後導致大崩潰，從根本上動搖中國的社會和政治體系。

 

　　未來最關鍵的是要實現政府部門和家庭部門的再平衡。在過去十年中，由於成本較低，中國出口年增長率超過20%，這種成功掩蓋了政府部門快速擴張的低效率。全球經濟停滯是結構性的。中國出口在未來十年可能會增長緩慢。如果國有部門不收縮，中國將面臨低速增長和通脹，亦即經歷滯脹。

 

　　中國承受不起一個失敗的十年。2020年，中國人口將開始減少。一個人口減少而且老齡化的社會是很難積累財富的。中國現在人均收入為5000美元，是全球平均水準的一半。中國未富先老將是一場最大的悲劇。要避免這種命運，中國必須改革，恢復增長。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減稅。

 

最後機會

 

　　經濟放緩對效率和社會穩定都是一件好事。過去三年的增長太過依賴房地產泡沫和過分昂貴的政府項目，通過向效率高的行業徵稅來補貼效率低的行業。這可能會在短期內擴大經濟，但是將在未來導致危機。

 

　　中國經濟儘管過去三年間名義上增長，但實際上可能仍然是倒退的。經濟放緩阻止了經濟中的腫瘤的生長，給中國更多時間來解決結構性問題。

 

　　中國現在的情況還是比較適合結構性改革的。藍領充分就業，工資上漲的壓力有助於社會穩定，國際貿易仍然保持盈餘，巨額外匯儲備足以緩衝貶值壓力。儘管企業和地方政府債臺高築，但中央政府和家庭部門負債水準很低。全國總負債率（非金融部門債務佔GDP的比例）可能已經超過200%。但還不至於像歐洲和日本那樣削弱增長。

 

　　實際上，現在可能是中國在不造成大規模動盪的情況下實施經濟改革的最後機會。如果國家允許債務繼續快速增長兩到三年，貿易可能就會出現赤字，調整期間債務水準可能就會過高而抑制增長。2012年，中國應該為能在有利條件下推行結構性改革而慶倖，而非抱怨增長率過低。

 

　　中央政府現在可以在不造成政府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採取如下措施來增強信心：其一，將房屋的70年產權調整為永久產權；其二，將最高的個人收入所得稅率從45%削減到25%；其三，兩年內將社會保障稅減少一半。這些措施將向市場表明中國對待改革的態度是認真的，將立即終止貨幣貶值的壓力。

 

減稅萬億

 

　　快速擴張的政府部門、國有企業、以及那些依附於前兩者的私營企業，效率低下非常嚴重，給未來的中國經濟未來帶來了巨大威脅。過去，中國的低工資和高出口吸收了此類效率低下的成本，仍然能夠保持經濟增長。隨著這兩項優勢迅速消失，除非這些成本能夠大幅降低，否則中國經濟將在未來幾年經歷滯脹和高通脹。

 

　　隨著經濟吸收低效率成本能力的降低，通脹就更加容易發生，因為僅有貨幣擴張才能夠通過通脹稅支付低效率的成本。中國的通脹歷來是政府擴張的副產品。通脹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甚至是革命。

 

　　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明顯提升經濟效率。通過限制地方政府最大的資金來源，浪費型的項目將會終止。由此將會導致增長放緩和經濟效率提高，為未來的高品質增長奠定基礎。

 

　　在中國，一項經常使用的權宜之計就是反腐敗運動。我希望政府這次也能採取這項措施。不幸的是，反腐敗運動的成效兩年左右就會消失。如果私有部門不能及時獲得充分發展，經濟仍將面臨困難。

 

　　一般而言，賺錢容易就會降低效率。政府部門通過稅費和從銀行低價借貸，輕易獲取了大量收入。這部分過於容易獲得的錢導致了政府部門的大規模擴張。減稅將會顯著刺激經濟。隨著出口疲軟，這將是非常必要之舉。通過減少政府浪費來提高效率是一項當務之急。

 

　　中國需要立即減稅1萬億元人民幣來提高效率。這可以通過減少政府投資項目實現。有可能被削減的項目本身就是累贅。1萬億元的減稅目標可以通過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降低五分之一來實現。比如，增值稅降低五分之一，將會從現在17%的稅率降低到13.5%。

 

　　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削減到25%並不會明顯影響財政收入。個人所得稅收入在2011年前九個月裏只佔中國財政總收入的7%。但是，這會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有很大影響，對各地的高收入人群有很大吸引力。這些人轉向中國，將會提高中國的生產力和國際地位。這一行動可以說是投入小，回報高。

 

　　中國的家庭消費只佔GDP的三分之一，不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也遠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55%的水準。物價高是低消費的主要原因。將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減少五分之一，將肯定能夠刺激消費。消費增長額很可能會超過減稅額。

 

提高效率

 

　　過去幾年內，中國企業由於容易獲得投資並享受貿易保護，效率每況愈下。快速發展的汽車行業就是最好的例子。

 

　　雖然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但這個行業的效率卻很低，主要依賴一些關鍵零部件的進口，然後以高價賣給中國消費者。高價並沒有抑制增長是因為房地產泡沫帶來了大量容易的錢。現在汽車行業增長放緩，需要通過降低價格，提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來刺激增長。

 

　　提高效率最快的方式就是允許平行進口，亦即個人可以在海外買車。現在這還是不可能的，因為海關不可能給這種進口清關，地方政府也不可能給這類車上牌。在平行進口被批准後，本地汽車價格就會大幅下跌到國際價格加進口稅的水準。這將迫使本土製造商們像其他地方的競爭者一樣提高效率。中國夢想成為汽車出口大國，但是，只要對這一行業實施保護政策，這個夢想就不可能實現。

 

　　國際社會很少批評中國的汽車行業政策，因為這給跨國公司帶來了利益。他們用不著培育本土競爭者就能獲得超額利潤。地方政府支持這一體系是因為可以刺激GDP和財政收入。受害的是中國的消費者和經濟效率。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就像房地產行業一樣，都是向家庭部門收稅的工具。

 

　　就固定資產投資的專案選擇和成本而言，政府部門的效率低下可謂根深蒂固。現行體系本應通過發改委的審批程式來限制此類低效行為，但顯然無濟於事。固定資產投資的浪費情況隨處可見。專家評審也沒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因為專家從政府領取報酬，他們只說政府想聽的觀點。

 

　　只有公眾監督能夠提高效率。地方政府應當將其各項支出放到網上讓全體公民監督。

 

　　國有企業的浪費行為和財政支出不相上下。資本支出的採購是效率低下的最大源頭。國有企業可以通過銀行貸款為資本支出融資，以此掩蓋這種效率低下。只要資本支出保持增長，國有企業似乎就是健康的；一旦降低了資本支出，問題就會浮現。實際上，如果現在的趨勢繼續維持，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可能會引發一場銀行危機。

 

　　中國的現行體系表面上似乎有嚴格限制。上市公司必須具備設有獨立董事的董事會和監事會。但實際上這都是表面文章。獨立董事通常都來自關係方。監事也完全不監督。中國的國有企業通常都是由有政府後臺的人員進行管理的，因此在經營決策方面常常會受到政治驅動而做出取悅政府官員的決定。

 

　　改革國有企業治理，提高經濟效率，是中國的當務之急。在當前環境下，已經沒有空間繼續容忍這種明顯的低效率了。如果無所作為，國有企業就會像1998年一樣再次走入危機。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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