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流浪地球」

　　在美國主流政界及媒體當前推動全方位壓制中國的政治氣氛下，《流浪地球》的公映，尤其是在北美的上畫，毫不意外引了一場文化爭吵。諷刺的是，原著作者劉慈欣2015年獲得雨果成就獎時，中國科幻迷曾一度因為他獲得的國際認知而歡呼鼓掌，怎會料到在8年後，他的作品卻成了美國主流媒體及文化操控力量的「二維打擊標靶」？
　
　　被視為全球最權威科幻及奇幻作品成就獎的「雨果獎」，是源起於1953年美國費城第11屆世界科幻年會。獲得這個獎項，是劉慈欣聲名大噪的轉折點，不僅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日文等版本，隨之亦催生了《流浪地球》、《三體》等電影、電視及動漫系列。

《流浪地球2》在疫情後公映（互聯網）

 　
中美交惡改變《流浪地球》軌跡
　
　　當年內地對劉慈欣獲得雨果獎的雀躍程度，也側面反映了作者、內地科幻迷及文化工業界，其實並沒有排斥對美國，以及更大範圍的西方文化工業的借鏡。不過，就在劉慈欣獲獎的短短一年多後，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上任，中美關係急轉直下，同時也改變了《流浪地球》的「軌跡」。
　
　　這導致至少是在科幻界可以連接東西方文化，或是促成相互啟發及反省的劉慈欣其及作品，如今成了意識型態「嘴炮」的消費品。把其作品指斥為宣揚狹義「民族主義」的快餐式影評，要麼對其創作起源一無所知，要麼就是泛政治化的粗糙扭曲。
　
　　例如，對劉慈欣起到啟蒙作用的一位重要人物，其實是已故西方科幻文學泰斗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後者與電影大師寇比克合作，締造了1968年的《太空漫遊2001》，成為荷里活科幻電影的里程碑。劉慈欣作品中就傳承了不少克拉克作品的科幻元素，例如《流浪地球》中連接月球的天梯。
　
　　正因為針對《流浪地球》的批評是出於對意識型態和「文化優越性」的消費，其指控往往經不起推敲。例如指地球上只有約一半人口可以經抽籤方式進入地下城避難，而另一半人留在地面自生自滅，是反映了「經歷文革後一代中國人思維中的冷酷」。

劉慈欣(左)受到科幻泰斗克拉克(右)啟發（資料圖片）

 
給劉慈欣扣頂冷酷的帽子
　
　　還記不記得1998年公映的《末日救未來》？美國公眾也是通過政府的隨機抽籤，來決定誰可以進入「諾亞方舟」地堡，而且幸運者只是美國公眾中的極少數，世界各國更是留下空白。而到了2009年公映的美國末世科幻片《2012》中，以一種對資本過度膨脹的警世態度，描繪了抽籤方式被進一步取消，只有全球人口金字塔中最頂端的政要及富豪，才夠資格擠上「方舟」求生艦，因為只有他們具有所需的金錢和權力來打造「方舟」。
　
　　至於文革，實際上劉慈欣在其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三體》中，就是以這段歷史為故事起點。他還安排了主角之一的女知青葉文潔因為「階級成份」被迫害，偷看美國環保啟蒙著作《寂靜的春天》惹禍，以及加入「紅岸基地」的經歷，來拉開整個三部曲的序幕。劉慈欣對文革期間的人性扭曲顯然是持批判和反思態度的，很難據此無端給他扣上一頂「冷酷的帽子」。
　
　　導致他的作品被「鞭撻」的短期原因，在於公映期的「巧合」:《流浪地球》電影版首集正好是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春節公映，前傳則是在結束清零政策後的2023年春節上畫。結果，《流浪地球》展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集體主義」，就成了中美「清零政策」和「群體免疫」之間，制度和信仰之爭的象徵性文化符號。

《三體》以文革背景拉開序幕（互聯網）

無神論者對「叢林法則」的恐懼
　
　　但是，導致美國文化評論界感到「不適」的，也許還有更深層次的水土不服:例如，劉慈欣展示了一種「無神論者」的科幻敍事，雖然它同樣存在末日危機的挑戰，但卻並沒有西方作品中「方舟」這類慣性出現的「救世」符號，同時亦缺乏人被更高文明「創造」，或是因人類行為遭受「末日審判」這類宗教寓意的伸延。
　
　　在劉慈欣作品中「人」就是主體，即「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左右其故事內容的宇宙秩序，建基於「叢林法則」。也正基於此，他被斥為推祟「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許這也是劉慈欣作品中最容易引發分歧的地方，但他影射的顯然是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具有壓倒性力量的超級文明時，對「叢林法則」的恐懼和不是推崇。

中美兩國民眾目睹美軍戰機擊落「流浪氣球」（美聯社）

 
　　例如在《三體》中，外太空超級文明面對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文明時，會發動「科技鎖死」，甚至毫不猶疑實施「二維化」打擊，使之胎死腹中。就此角度而言，劉慈欣的科幻世界確實具有某種現實性和預見性。正如當前中國正遭到來自美國的全方位「鎖死」，而美軍F22隱形戰機近日對中國「流浪氣球」發射導彈，亦使得美國的這場空中「降維打擊」，展示出近乎科幻色彩的一幕。
　
　　分別在於，作為「叢林法則」的施行者，美國政界、媒體，甚至公眾對這一幕呈現出歡呼鼓掌的雀躍之情，而作為「叢林法則」的受者，中國的公眾亦在太平洋彼岸記住了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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