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國中期大選剛剛結束，2020年總統選戰就蠢蠢欲動了。

 

　　這次中期選舉，出現了不少歷史上的第一次，不過大局就跟循了歷史的一般模式——總統所屬的政黨被選民所拋棄，執政黨在國會議席上遭受挫敗。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議席略有改善，但是民主黨就重新奪回了眾議院的多數黨地位，2016年選舉所開創的共和黨人佔據白宮與國會兩院、壟斷行政立法大權的強勢嘎然而止。

 

　　有趣的是，總統特朗普將這次選舉結果看作一場勝利。其實這倒不是特朗普的專利，他的前任奧巴馬、小布殊都曾「慶祝」自己所在政黨在中期選舉中的失敗，都曾將失敗說成勝利，政治家的臉皮一定要厚。

 

　　不過，特朗普「慶祝」失敗，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次共和黨輸掉的議席中，相當一部分原屬於共和黨內的溫和派人士，選民基礎來自大城市的中產階級。這批人在立法上牽制白宮的過激行為，在選舉中試圖與總統割席，但是此做法並未能取得選民的同情。溫和派的失勢，為白宮未來的執政掃去了黨內的制約力量。特朗普更可以肆無忌憚於過激舉動了，幹不成還有民主黨的掣肘可以用來指責。

 

　　本屆民主黨議員，從過往言論看也有傳統的溫和偏左立場轉為更激進的傾向，民主黨在過去兩年被壓著打，現在正是報復之時，輕則在預算審批時候刻意刁難，重則開啟總統彈劾程序。以美國的政治程序，特朗普可能在言論上甚至在議程上被彈劾，但是真的在參眾兩院機制下扳倒總統可能性不大。筆者相信民主黨可以做的，是在預算案審議上設置障礙，是在加大白宮施政難度上，甚至威脅政府停擺。

 

　　特朗普的減稅措施已經被強行通過，民主黨人在可預見的將來都無法更改；他所提及的大規模基礎建設，不少符合民主黨的理念，不過具體內容就未必談得攏；特朗普的赤字財政手法，勢必遭受民主黨的抵制，接下來的公共開支擴張難度較高。簡言之，美國經濟強勢增長因為減稅效應估計可以維持到2019年中，隨後在財政、貨幣政策雙逆轉下增長出現下滑（最強勁的GDP增長在今年第二季度已經出現），新的大規模刺激措施出台的機會不大。

 

　　特朗普罕見地公開指責聯儲的貨幣政策，矛頭直指聯儲主席鮑威爾。筆者認定，工資加速上揚之後美國將面臨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聯儲在處理政策目標與政治壓力上，周旋空間變得更小，難度增加。聯儲將維持溫和加息的節奏，言語上逐漸變得更嚴厲。由於通貨膨脹陰霾顯現，長期利率需要補漲，美國資金成本會進一步升高，資金進一步流入美元區。

 

　　美國十年期利率，是世界資金成本的定價錨；美元匯率指數，是全球資金走向的風向標。這兩個指標相信在未來兩年，對於市場會變得愈加重要。

 

　　民主黨奪取眾議院主導權，意味著白宮與國會之間的爭執成為常態，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勢必因為受到反對黨的阻撓而無法推進。特朗普的政治存在價值就在於其爭議性，在於其不斷刺激選民的眼球的能力。本土施政受到掣肘，筆者相信他的海外政策會變得更具攻擊性。特朗普在執政的初頭兩年將聚焦點放在減稅和反移民上，有得有失，不過經濟表現的確可圈可點。

 

　　未來幾年，經濟增長和就業改善應該無法維持下去，新的政策也難以順利推出。2020年大選連任需要凝聚人氣，需要塑造強勢總統的形象，筆者預期特朗普的聚焦點進一步移向不受國會牽制的外交、貿易、軍事領域，藉此向選民表達令美國更強大的訊息，藉此兜售他的個人能力。中期選舉後的特朗普，在處理外部事物上應該會更具攻擊性，他的內閣人事調整也會循此思路進行。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項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市場人士認為中美貿易糾紛是目前風險資產市場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中期選舉之後，這種風險會不會下降？筆者認為不會。選舉周期過後，美國與中國都有重開談判、恢復對話的政治意願，從交流層面上活動應該增多。但是在筆者眼中，貿易不過是兩國糾紛的磨心，其背後是全球影響力之爭、制度之爭、國力之爭。美國劍指「中國製造 2025」，講穿了就是對自己在5G時代產業佈局落後於中國感到焦慮，在此議題上中國可以與之周旋，但是難有妥協空間，更無放棄之理。認清問題的實質，就明白雙方糾紛其實是無解的。

 

　　在對華立場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認知很一致，而且得到美國知識界與選民的支持。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已經明顯地從「接觸」轉為「遏制」，相信國家戰略不會因為中期選舉結束而改變。恰恰因為此議題在美國國內有較高的共識，對特朗普塑造強勢總統的形象十分有利，筆者相信這是2020年總統選戰必打的牌，而且有可能超出貿易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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