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於2002年推出問責制後，再於2008年擴大問責制，委任一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下稱政助），引起各方強烈不滿。本來，曾特首於2007年上任後民望不錯，一旦擴大問責制，民望即開始下跌；是項舉措可說已淪為特區政府的負資產。

委任副局長和政助如此不得民心，原因之一是推出時公關失當。例如，政府起初沒規定獲委任者放棄外國國籍，但在受壓後最終低頭；政府本來不肯公布他們的薪酬，其後亦無奈屈服。單是這種安排已予人不透明的不良印象。

薪酬過高　引人詬病

除了公關失當，政策不得民心的更深層次原因，是獲委任者薪酬過高。先說副局長，月薪由20萬至22萬元不等。當然，獲委任者之中有來自馬會及金管局的，本來亦是高薪人士；不過，其余多位則是因為獲委任而薪酬大幅攀升。我相信政府在訂定薪酬時，考慮到副局長是第二把手，薪酬得在常任秘書長之上、局長之下，是以將薪酬水平定為局長月薪的四分之三左右，但這批新人在短時間內難以有所表現，市民對他們又沒有認識，自然予人薪酬過高之感。

雖然政助的薪酬相對較低，由13萬至16萬元不等，但卻引起社會更大反彈，原因是部分獲委任者本來只是月薪3萬元的普通打工仔，一登龍門，薪酬即大升四倍多，難免令人搖頭咋舌。根據香港統計處數字，2006年經理級行政人員的月薪中位數是26000元，專業人士的月薪中位數是25000元，可見在香港賺取十多萬月薪的人士只佔極少數；對一般市民來說，十多萬元的月薪可說是“天價”。

表現與薪酬不成正比

若獲委任者表現出色，或能減低市民對“天價”薪酬的不滿。然而副局長始終表現參差，當中以梁卓偉口碑較佳。作為受過精英教育的專業人士，梁於食物及衛生局領導政務官及醫務人員可謂綽綽有余；而陳維安及丘誠武亦經常出席立法會會議、代表局長出外諮詢、接觸傳媒及議員，努力為局長分擔部份政治工作，我相信周一嶽、鄭汝樺和孫明揚亦很高興有這幾位幫手。

至於政助，其表現卻大都跟薪酬不相稱。他們當中固然也有較落力與議員建立關係或拉票的，但不少卻只是於立法會跟進跟出，其中一位更絕跡於立法會，只專注於資料搜集及分析等行政工作。顧名思義，政治任命官員有別於一般政務官及行政主任，理應為局長分擔政治性質工作，包括代表局長出席諮詢會議、向傳媒發放消息、跟傳媒及不同團體打交道等，但不少政助根本沒有知名度，說話毫無政治影響力，根本無法發揮政治作用。

擴大問責制失敗的原因，我認為是設計者設計薪資時只以衙門的薪酬表做參考，沒有放眼社會，完全不了解社會實際狀況及市民感受，自然引起各界強烈不滿，令擴大問責制淪為政府的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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