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細心比較一下內地官員和港官的發言，我們將不難發現，內地官員比港官更具憂患感，亦較願意承認社會問題或危機的存在，如經濟轉型問題等。

早在2005年，曾特首帶領立法會議員出訪珠三角期間，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先生花了很長篇幅發言，坦誠地談到廣東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面對的危機：“過去廣東是率先改革開放，是一馬當先一花獨放，現在全國改革開放，由原來的一馬當先變為萬馬奔騰，由一花獨秀改為萬紫千紅。所以廣東的優勢弱化了。而且現在長三角、環渤海，特別是長三角的發展勢頭咄咄逼人，我們提出追兵就是標兵，對手就是老師。我們現在有非常強烈的憂患意識，因為江蘇、山東、浙江、上海離廣東都只有一步之差，我們如果不認識到這點，很可能由標兵變為追兵。”

可見早於五年前，廣東省官員已留意到這經濟危機。我相信，隨著全國展開興建高鐵網絡，今時今日廣東省官員的憂患意識會更強，亦了解到亟需加快經濟轉型，並會加強決心向高端專業服務進軍。

相對之下，特區政府官員的憂患感薄弱，很少公開承認香港正面對經濟轉型的危機。舉例說，聯合國的發展報告已點出，香港於2006年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是發達國家及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但特區政府始終不同意堅尼系數能反映香港的貧富差異，甚至總是回避討論貧窮問題，每提到香港經濟發展狀況，總堅稱香港是富裕社會。

凡此種種，都突顯港官的鴕鳥政策，不願面對香港未能成功經濟轉型的事實。事實上，隨著制造業北移，香港多年來欠缺新的經濟增長點去創造不同層次的職位，為不同資曆和學曆的人士提供出路；面對這現狀，特區政府明顯缺乏張德江先生那種坦誠的氣度。

最近全國兩會後，溫家寶總理透過與記者間的答問，坦誠交待了中國面對的發展危機；他說：“我們現在的社會還存在許多不公平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這些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的經濟工作和社會發展都要更多地關注窮人，關注弱勢群體，因為他們在我們的社會中還佔大多數。”可見，內地官員的公開講話坦誠踏實，亦願意承認社會問題，比起港官的“鴕鳥政策”更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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