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卸任後並未淡出人們的視線，反而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乃至全球經濟體發展模式的學術爭議。《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劉海影「追問增長根源：也談林毅夫假說」的評論，甚至吸引了林毅夫在《金融時報》撰文回應對其「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批評，劉氏其後再次撰文回應，雙方你來我往，好不熱鬧。

　　林毅夫在「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理論提到「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制度，政府因勢利導發揮輔助性的作用。通過政府甄別具備比較優勢的行業，協調創造創業環境，促使企業自主創新和跟隨比較優勢，最終通過經濟經典理論中「無形的手」的力量達至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趕超。對於該學說主要的爭議在於，不少人都認為基於代理問題（Principal Agency Problem），政府可能（或者說得不客氣一點傾向於）做出對本身有利，但是對整體經濟不一定有利的判斷和甄別行動。故此容許政府對比較優勢行業作出甄別是弊大於利的。

　　除非是在無政府社會，否則任何一個政府架構都存在代理問題；故此不容許政府對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創造鼓勵民間資本的環境，正如林毅夫所說是因噎廢食。若要細數，除了政府的代理問題，民間個體選擇和整體經濟發展的有利方向也可能存在潛在衝突。

　　舉個具體的例子，領先的汽車工業無疑對於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是件好事。但是傳統汽車工業市場份額基本已定，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汽車工業國較難打入他國的市場。而包括純電動車在內的新能源汽車則不同，因為各國均處於發展階段，配套設施尚未完備，價格對買家沒有吸引力，銷售遲緩也就令汽車廠的研發進度無以為繼。如果中國的生產商可以首先突破技術瓶頸量產電動車，便可率先制定行業標準促進出口，發揮先行者的優勢。如果政府不在政策上的配套，汽車開發或許最終也會成功，但是肯定時間會拖長很多。更重要的是，其他國家有很大的機會在銷售巿場上捷足先登。

　　上海最近推出對新能源車的補貼政策。就純電動汽車而言，中央和上海地方對每部電動車買家的累計補貼高達10萬元人民幣。上海更以新能源的免費汽車牌照作為「誘因」，鼓勵（或者換個角度看是補償）市民購買純電動車。首次投放的純電動車牌照額度為兩萬張，鎖定只能用於新能源車。在一張本地車輛牌照賣到幾萬塊錢的今天，上海政府的舉動可以在不增加財政負擔去補貼車主的情況下，起到促進電動車銷售的實際效果。

　　從上海、深圳這些擁有大型純電動車廠商的城市積極扶持行業發展的動向來看，政府與具有潛在發展優勢行業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上述利益的一致雖然沒有必然性，但是政府在機制上的配套無疑催化了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也是利大於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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