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創精神」讓「精準扶貧」更為「精準」的政策方向建議 - 謝思熹博士、吳泰旻

 

 

　　一直以來，政府的扶貧工作都是以撥款為主，強調救濟式扶貧。此舊有的經濟或扶助的形式已不能完全應付今天的社會挑戰，現屆政府的扶貧策略提倡「精準扶貧」，把資源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並識別了三個精準扶貧的目標群組，包括「劏房」住戶、單親住戶，以及成員全為長者的住戶（包括獨老、雙老及三老或以上家庭），因應這些目標群組的需要，推出各項精準扶貧項目，如「共創明『Teen』計劃」、「社區客廳」等，通過政、商、民三方協作，為有能力自助的人「造血賦能」，讓他們自力更生，改善生活，同時釋放社會潛在的勞動力，這可視為充權式扶貧。

 

　　然而，充權式扶貧非新事，政府過去二十年已致力發展「社會企業」（社企），推動政府、民間、社福、商界的跨界合作，以嶄新方法扶貧，匯集公私營機構的資源，給予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一個社區網絡和就業機會，這都是充權式扶貧的嘗試。

 

　　以政府民青局的「創業展才能」計劃資助的社企為例，平均政府每出資一元，透過商業運作每年可產出約六元的營業額，除交租、買貨、雜費和普通員工的工資外，有七毫七仙是弱勢社群的工資，而這些社企的存活年期中位數是9.3年。簡單而言，政府每出資一元，經過社企的乘數效應，可產生總共七元多的工賑社會效益，讓傷殘人士不單獲得工資、亦同時鍛練工作能力、建立信心、累積就業履歷。相反，救濟式扶貧則有減數效應，政府拿出一元，受惠者所得約9毫，因為要花費額外資源以應付行政費用，兩者成本效益差距甚大。

 

　　由此可見，充權式扶貧是將受惠者或協作機構的資源最大化，一元變七元，為社會發揮了1：7的正面乘數效應，其不足是需要心力及時間去建立機制及夥伴，不如派錢般簡單快捷，但卻有長遠果效。現時香港社企社創的發展已比十多年前更為蓬勃，但要達致精準扶貧可從三個方向及路徑繼續進發：

 

一、構建具持續性及願景藍圖的跨界合作平台

 

　　正如政務司司長於社創基金十周年慶典致辭所言，「要全面做好扶貧工作，單靠政府一己之力絕不能成事，而需要匯集政、商、民等多方的智慧和力量，勇於嘗試，敢於創新。」，故建立跨界合作的平台是實現精準扶貧的關鍵。這種平台可以促進不同部門、機構和組織之間的合作，如政府、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學術界和商界可以共同合作解決貧窮問題，開展項目和計劃，分享資源和專業知識，提供支持和服務予貧窮人士。這種跨界合作平台也可以加強資源整合，提高效率，並確保資源更有效運用，社區客廳便是一例。透過跨界合作，更可支持更多具社會影響力的扶貧創新項目，並鼓勵創新手法對抗貧窮，如社企原本就是倡導以創新手法解決社會需要而非侷限於提供就業機會。更重要是，要為這平台的建立及發展給予持續而穩定的支持，以讓平台發揮最大的果效。

 

二、貧窮地區及人士的數據庫

 

　　建立「貧窮」主題數據庫也是實現精準扶貧的重要步驟。數據庫可以收集和整理有關貧窮人口的整體面貌，包括他們的背景、需求和資源，有助政府和相關機構更好地了解貧窮人士的情況，確定他們的迫切需要和優先事項，並制定適切的扶貧政策和措施，避免資源重疊錯配、藥石亂投。舉例來說，曾有不少團體都集中於深水埗區派飯予弱勢社群，令他們不再是三餐不繼，反而是一日四至五餐，而鄰近的油麻地卻缺乏適當支援。若有數據庫便能及早檢視該區供給弱勢社群的資源是否足夠，避免過分重疊或重覆了其他團體的功能。同時，數據也可用於評估政策和計劃的成效，並作持續監測和評估，以確保資源得到適當分配和使用，以讓不同階層的市民都能享受到生活、工作、商業、醫療、教育和娛樂等六項基本城市機能。

 

三、計劃的效益計算

 

　　現屆政府的管治哲學強調「以結果為目標」，要界定精準扶貧是否成功，便需要為計劃的效益作計算和評估。這意味著需要建立評估機制和指標，以衡量和評估扶貧計劃的成效和影響力。這些指標可以包括減少貧困率、提高就業率、改善教育和健康狀況等方面。通過計算計劃的效益，政府和相關機構可以了解計劃的效果，並適時作調整和改進，以確保資源得到最佳使用。政府最近表示已為精準扶貧計劃制訂績效指標，評估和比較受惠人士於參與計劃前後的變化，這便是好開始。但要做得成功，則要讓效益計算金錢化，及有可參考的指標，好讓商界都能參與創效投資，以讓商界與政府資源能用得其所，協助社會弱勢。

 

　　上述這些做法不僅體現了社創精神的價值觀，也提供了實踐社會創新的方法和工具。透過社創的方式，我們能夠集合各方的智慧和資源，共同推動社會變革，為弱勢群體創造更好的未來。我們期待著更多社創踐行者和跨界別的參與，共同推動社創領域的發展，實現更加精準和可持續的扶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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