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2017
民國期間的八位大學校長
近年來,香港各大學校長的表現,和新校長的遴選,常引起社會的議論。今天我想介紹的一本書,是中國大陸作者智效民寫的《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八位大學校長》,作者姓智是智慧的智,是少有的姓氏。他1946年出生於山西太原,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與教育問題研究。著有《心理的單間》、《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等作品。
這是一本傳記文學作品。在大陸出版後,台灣也出了繁體字版。這本書講的是在非常困難的時勢下,從無到有地草創中國近代大學的校長們的故事。
20世紀上半葉,即民國初年開始將西方的大學模式傳入中國,有八位為中國近代教育奠定基礎的大學校長。作者蒐集所有可以找到的資料,詳細介紹他們的出身、學歷與經歷,他們寫的文章,特別是他們的教育理念,他們應對中國內外戰爭和政治亂局的表現,他們的人格、見識、學養,特別是,他們留下的典範。
八位校長是:兩度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將夢麟,戰後至中共建政前的北大校長胡適,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中正大學校長胡先驌。
抗日戰爭時期,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說:官場過於腐敗,是清朝覆滅的重要原因。要想清除腐敗,需要良好的制度,在這方面,除了外國人管理的銀行、郵政、海關、鹽務等部門之外,由中國學者自己建立起來的現代大學制度,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典範。
《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這本書所介紹的八位大學校長,都有在美國留學的經歷,又是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在20世紀上半葉,他們分別在北大、清華、南開等著名大學擔任校長,為締造現代中國的教育制度和學術體系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們的教育理念和辦學思想,是一筆珍貴的歷史遺產;他們的行事方式和人格風範,堪稱時代之師表、後人之榜樣。
大學是甚麼?這顯然是言人人殊的問題。有論者將大學概括為科學發展的火車頭,文化創新的發源地,思想碰撞的自由港,社會良知的大本營,堪為允當之言。
回頭看歷史,不難發現,中國大學在極端困厄中,曾經創造過令人炫目的輝煌。曾有人指出,在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大學是與世界潮流接軌的。
智效民這本書,探尋八位校長的往事,從他們如何做人做事的視角,追述了那一代校長的風度與風骨。他們性情迥異,做事態度不一,但無一例外地將西方科學理念、教育理念,融會貫通地引入中國,在政局動盪和經費短缺的中國當時的環境中,打下大學的根基,造就一代新人。
八位校長共同的精神一是「懂教育」,既有穩固的教育理念,又有致力於學林的生命追求;二是「負責任」,致力於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養成學生關心國事的情懷,陶冶學生健全的人格;三是「重人才」,對學有專長者求之若渴,敢於打破藩籬,破格用人,又厲行無為而治;四是「無私心,有魄力」,不把校長之位作為謀取私利之所。
他們的學術背景不同,但他們大多是學術造詣精湛的大家,有的甚至是開一代風氣的大師。探尋他們治學的路途,可清晰看到,他們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柢,又長期浸淫於歐風美雨,學貫中西,視野廣闊,胸襟宏富。他們在當時中國舊官僚的掌權下,又一直處於亂世,但都能堅持學術自由、教育獨立、教授治校和學生自治的原則,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就一代的輝煌。
以下介紹一下這些校長關於大學教育的見解。
20、30年代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說:「強國之道,不在強兵,而在強民。強民之道,惟在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
1945至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說:「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
1931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說:「所謂大學者,非謂大樓之謂也,是有大師之謂也。」
1919至1948年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說:「只知道壓迫著學生讀死書的學校,結果不過是造出一群『病鬼』來,一點用處都沒有。」
1936至1949年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竺可楨說:「科學精神是甚麼?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問利害』。」
1928至1930年任清華大學校長、30、40年代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說:「近年來高等教育偏重知識的灌輸,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訓練。」
1935至1937年任四川大學校長的任鴻雋說:「大學生四年畢業,並非教育的終了,乃是教育的開始。」
1940至1943中正大學校長的胡先驌說:「大學教育,既貴專精,尤貴宏通。」
蔣夢麟是繼蔡元培之後兩度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也是北大歷任校長中,在職時間較長的一位。關於他的貢獻,傅斯年曾有這樣的評斷: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不如胡適,但辦事卻比他們高明。蔣夢麟認同傅斯年的看法,同時他又開玩笑地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蔣夢麟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西方的方式辦事,曾對北大的三位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
胡適的辦公室,學生隨時可進,被譽為「世界最民主的俱樂部」。梅貽琦任清華大學校長時,他「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以「寡言君子」之舉,為清華教授治校傳統打下基礎,以至於流傳一句笑談:「教授是神仙,學生是老虎,職員是狗。」在南開大學,張伯苓長期受經費短絀的困擾,但他從沒有打學生家長腰包的主意。竺可楨在浙江大學推行通才教育,他引美國學者的話說:「大學的目的,不在於使大學生能賺得麵包,而在於使他吃起麵包來滋味能夠特別好」。
民國期間這八位大學校長,以堅定的意志,執著的教育理念,舉鼎的雄心,推進了中國大學狂飆突進式的發展,使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短期內,躋身於世界名校之林,形成了獨具色彩與聲音的學統。在精神天地中,他們天馬行空,但在日常生活中謙遜律己,其操行堪為典範,體現了學術文化的尊嚴。
這本書的作者智效民認為:這些大學校長的治校精神和人格風範,他們奠定的教育基礎,極需要現在的人學習與繼承,因為已經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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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八位大學校長》
作者:智效民
由 秀威資訊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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