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來襲、澳洲山火連綿、長江洪水氾濫……2020年不經不覺已過半，恐懼籠罩著這半年來的每分每秒，而且沒有完結的徵兆。不少人盼望回歸正常，但所謂「正常」或許從來都不正常。當下的大重置（The Great Reset）正正提供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塑造一個可持續的未來。

 

　　有謂銀行乃百業之母，銀行在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也就顯得特別重要。尤其在香港，企業普遍傾向透過銀行借貸融資——2019年，香港非金融私人部門銀行信貸額對本地生產總值比例達253%，遠較英美等地為高。如是者，善用銀行的力量推動可持續發展，在香港就更是重中之重。

 　

　

可持續銀行三部曲

　

　　那麼，可持續銀行（sustainable banking）到底是甚麼？大體可從三個互相扣連的層面解釋。

　

　　首先，是韌性。可持續銀行應該確保自身能有效抵禦氣候變化等環境和社會挑戰。舉例來說，氣候變化會改變水災的規模、分布和頻率，而水災又會毀壞資產並為銀行帶來財務風險。銀行必須評估和減低這些風險敞口，畢竟一家破產的銀行可無法拯救世界。

　

　　不過一家可持續銀行絕不應止步於此，而該進一步善用其影響力，推動社會經濟邁向可持續發展。在影響的深度方面，不少關鍵領域如可再生能源亟待資金流入以支持低碳轉型。銀行應把握這些機遇，引導資金流入這些環境社會效益顯著的項目，為可持續發展建立基礎。打個比喻，如果銀行是農夫，為這些可持續發展項目融資就像灌溉樹苗，期望有一天大樹長成，反過來也能為自己遮風擋雨。

　

　　在影響的寬度方面，可持續銀行除了種植大樹，亦應多種花草，意即銀行應善用其作為債主的影響力，把握每宗貸款的機遇，推動企業向可持續發展轉型。近年可持續發展掛勾貸款興起，以利率寬減鼓勵企業改善可持續表現，即屬一例。過去兩年全球可持續發展掛勾貸款平均年增長超過500%，在歐洲尤其蔚然成風。在香港，多家銀行、企業已達成可持續發展掛勾貸款協議；如何進一步普及，是未來一大課題。

　

政策的角色

　

　　當前全球推動可持續銀行發展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兩大類。一是監督（supervision），二是驅動資金流（mobilization）。前者主要為銀行可持續發展相關的管治、策略、管理、披露等設定監督要求，而後者則旨在界定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重要產業，並透過提供誘因引導銀行資金流向這些項目。

　

　　今年5月，金管局公布了《綠色及可持續銀行業的共同評估框架》，近日亦出版了《綠色及可持續銀行業白皮書》。目前香港的政策方向以監督為主，而且著眼於改善銀行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風險管理，以加強銀行面對環境和社會挑戰的韌性。

　

　　放眼將來，監管機構除了要求銀行管理風險，亦應鼓勵銀行管理其業務對於環境和社會的影響，並且提供誘因鼓勵資金流向可持續項目。從宏觀角度看，環境、社會、經濟環環相扣，新冠病毒展示了環境社會的崩壞最終亦必然禍及經濟。面對如斯共業，協調不同銀行共同減緩這些系統性風險亦應是監管者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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