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社企，難處是甚麼？

　　在英國上議院議員韋鳴恩勳爵 Lord Wei 看來，難處是發展支持社企的各類「中介支持機構」。

　　在4月6日，Lord Wei 一行來到香港交流，並在政府總部作了一小時演說。Lord Wei 說，我們可以把「社會創新」簡單的描述為：從點子（ideas）到人（people）到錢（money）的過程。

　　在這樣一個循環中，最不缺的就是錢，但其他兩個環節都不是自然形成，需要對相關的環境加以培育才會產生，需要中介支持組織的連結和推動。

　　中介支持組織可以是SVI (social venture intermediary社會創業培育的中介機構），可以是SFI (social finance intermediary社會融資中介機構），也可以是STI (social talents intermediary社會人才中介機構）。SVI協助好意念的分析和實踐，SFI提供資源和財務諮詢，STI培育各方面的人才，促進良好管治，各方的關係和互動正如下面這個圖所示：

 
　　英國政府最近推出了一個1000萬英鎊的資助計劃，專門用於支持類似Unltd的機構，以通過孵化器培育更多社會企業。由這些孵化器衍生的社企很多跟矽谷的創業公司有共同特徵，就是scalable，即可以實現從1到100的規模擴展。

　　「規模擴展」比單純直接投資到初生社企有更大的ROI（投資回報率）。很多有能力的人不願意投身社企，不是他們不想，而是擔心一旦放棄現在的事業而投身於這個具相當大風險的領域，不一定清楚該如何走，以及可以得到怎樣的支援。

　　Lord Wei說，這是風險管理的問題，而上述幾類中介支持機構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社會人士的擔憂和疑慮。當然，發展中介支持機構比啟動社企本身更難，且這類機構通常要5到7年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政府應更關注如何培育中介支持機構，而不僅僅是關注個別社企。

　　在未能全職投入社企前，社會創新的大環境應能提供一些機會，給感興趣的人嘗試做些不一樣的事情。用 Lord Wei 的話來講，就是讓人們有更多機會去建立自己的多重身份（multiple identities）。

　　舉例來講，像 Teach for America 或者 Teach First 所做的正是這樣的事，他們讓年輕大學畢業生能夠有機會到前線去感受窮人的生活，瞭解他們的需要，但參與這項目的畢業生不一定要把教師當成自己的終身職業，他們在參與兩三年後，還是會到銀行或其他主流行業工作，但參與志願項目的經歷已在他們心中產生極大影響，這位年輕人可能會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社會變革者（social reformer），進而在合適的時候決定創業，發展自己的社會企業。

　　到演講的最後，Lord Wei 提出四個發人深省的問題，這也是香港目前的分化社會要面對的問題，也許能對香港的朋友有所啓發：

　　我們如何能夠合力培育更多社會企業（social ventures）？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從抗議/抱怨的文化走向尋求解決方案的文化。

　　我們可如何幫助富人瞭解窮人，促發更多的互動創新，去解決貧困問題？

　　我們可否改革稅收制度，讓公司的員工（包括最基層的員工）也能持有公司股份，從而有更強烈的歸屬感？

　　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發明新聞這個行業，讓更多的解決方案出現在新聞，而不只是各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