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兩個多星期便是一九一一年黃花崗起義紀念日，當年率領這場起義是黃興。此役革命黨人犧牲重大，但碧血橫飛，浩氣長存，孫中山形容為｢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居功至偉的自然是黃興，當年辛亥革命，孫、黃並駕齊驅，如雙劍合璧。孫中山是理論家，黃興則是實幹派。

　　但雖說黃興是實幹派，他其後與孫中山不和，寧願拂袖遠走美國，主因其實是兩人在民主理念出現分歧。特別是當孫中山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在日本籌建中華革命黨，要求同志｢絕對服從｣，走向個人崇拜的獨裁之路，而黃興仍緊守人權與自由原則，對孫中山的做法難以苟同。

　　當年孫、黃創立同盟會，是凝聚著一批曾受西方民主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但對孫、黃而言，他們接受西學途徑不一樣，孫中山在香港受教育，顯然受英美思想影響較深。像孫中山提出五權憲法，是脫胎自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外加考試、監察二權。

　　三權分立制度的理論基礎，最早由十七世紀英國的洛克提出行政和立法的兩權分立，其後再被法國的孟德斯鳩詮釋為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此一學說基於一個理論前提，即人性為惡，而絕對權力會導致絕對腐化，因此國家權力應該分立，互相制衡。如今西方民主國家都奉行三權分立制為根本原則，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的香港制，也是以三權分立為管治基礎。

　　黃興與孫中山不同，他接觸西學是因為在兩湖書院攻讀，該書院是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創辦，積極輸入西學，而黃興則醉心於法國思想家盧梭寫的《民約論》。盧梭理論雖繼承自洛克，二人都反對君主專制、主張｢權力來自人民｣，但二人同時講社會契約，洛克卻在社會契約之前提出一個尊重個體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尤其是強調財產權。盧梭剛相反，不承認契約之前有任何東西，而且在契約之後建立一個由多數選出的群體確定的集合意志，足以干涉個體的自由。

　　難怪西方一些學者，將民主分為｢自由主義民主｣和｢極權主義民主｣兩類，將｢自由主義民主｣源頭歸於洛克，｢極權主義民主｣源頭歸於盧梭。以｢極權主義民主｣形容希特勒，倒是不成問題，但以此標籤盧梭，就有點曲解了。或許只能說，在經濟觀上，洛克式民主有利於市場經濟，盧梭式民主有利於計劃經濟，由此而分出｢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而從民主走向獨裁之路，卻不能歸咎於盧梭。

　　再看黃興與孫中山的分歧，當年籌組中華革命黨的孫中山，要求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並且只效忠於孫中山一人，這分明是以革命包裝的變相專制，而在這個骨節眼上，熟讀盧梭的黃興，無法與孫妥協。在孫中山而言，也許在香港吸收西學，對洛克思想認識不足，加上擁有權力後開始腐化，而體內的中國專制基因又發酵，才出現這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