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汽車企業最近似乎「噩耗」頻仍，其中又以合資的企業受沖擊最大。政府年底逐步取消鼓勵購車的優惠政策，先後公布終止對購買小排量汽車的補貼和購車稅豁免，又突然宣布開始向合資企業徵收一直以來豁免徴取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稅。此舉自然有行家額手稱慶，認為長期對外資、合資企業稅務優惠和政策傾斜的「超國民待遇」早該結束，令各類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不過也難免引起部份人非議，認為政府在利用完外資之後，開始罔顧其利益，過河拆橋。

　　為境外投資提供較國民待遇更優惠的條件，看似有違國際慣例和常識，但畢竟是特殊環境下的產物，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三十年前的中國，就算是上海、北京一類一線城市的營商環境尚惡劣；市場規模較小、意識形態僵化等等問題都絕不能與今天自由欣榮的景象相提並論。在發展經濟所急需的資金、技術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利用政策傾斜、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外來技術成為了加快發展經濟的捷徑。

  　  夏蟲不可語冰，21世紀的中國市場龐大，經濟亦已崛起，吸引外資不但毫不費力，而且可以挑挑揀揀；但是在外商眼中，改革開放初期要投資中國，恐怕和上個星期決定要投資北韓的風險分別不大。要吸引外資，理論上只有提高其收益，使其回本快、利潤率高，才能促使投資外商承擔合資失敗的潛在風險。事實上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向外企提供的大量優惠政策在招商引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後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催化劑。

　　以優惠政策換取外來的資金和技術，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慣用政策。不少人笑言：「如果看中哪間外國公司的技術，不就化一點錢，把整間公司買下來即可，犯不著以政策傾斜這麼大的代價交換。」不過這句話的前提是「如果國家有足夠的財政收入和外匯儲備」。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在我國外滙奇缺的八十年代沒有人會提出這種建議；三十年後再提出這種建議的人則有如晉惠帝「何不食肉糜？」之問。

　　話分兩頭，外資企業不但賦稅低廉，在中國獲得的利潤也很可觀。上海大眾汽車作為最早的中外合資汽車生產商，由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和德國福仕汽車公司（Volkswagen AG）平均出資合營。公司出品的「桑塔納」系列乘用車老少皆知，生產了二十多年。在建廠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由於政府對汽車市場的保護，壟斷市場的「桑塔納」一直定價在二十多萬元人民幣，與開放市場後七、八萬元人民幣的售價對比，即便是忽略通貨膨脹的因素，也要高出幾倍，足見其豐厚的利潤回報。

　　說到底，撤銷外企、合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到底是撥亂反正還是過橋抽板，就是各個利益團體的說辭。借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名言：「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向我們提供食品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相反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當年招商引資，政府提供政策配套是為當時的形勢所需，時移世易調整政策並無不妥；外企投資的目的也並非為協助中國發展經濟，主要是追求高額利潤所驅使，故也不必心懷「被利用」的抱怨。雙方合作建基於互利共贏的預期，是合是分也只取決於本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