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士因急性肝衰竭需要進行肝臟移植，她的女兒雖願意捐肝救母，但因未成年，不能捐肝。人命攸關，有關方面應否考慮運用酌情權？而未成年人士的法律上的決定及刑責是否都應隨時代而修訂？都值得社會深思。

　　43歲的鄧女士急須進行肝臟移植，還有3個月才滿18歲的女兒雖想捐肝救母，但法律卻不容許。有人擔心，未成年人士在壓力下作出的決定未必明智，所以不應隨便運用酌情權，批准活體肝臟移植。

　　以這個案的情況，最大的考慮其實應是捐贈者的身體及心智的狀態是否適合捐肝，而不是她還有多少個月才屆法定年齡。正如香港移植學會前會長周嘉歡指出，從醫學角度來說，一般17、18歲的人，其身體狀況都適合進行移植手術。至於在壓力下，成年人會否比未成年的人，尤其是尚欠3個月才滿18歲的人可作出更「明智」的決定，因人而異。

　　今次如有壓力，相信主要來自母女之間的親情維繫，包括先天血緣和後天養育與感情的聯繫，加上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想法和意願。若身體狀況適合，而她智力又正常可作出判斷，只要她在正常的精神狀態下所作出的「恰當」，甚至「好」的決定，有關方面，甚至社會，都應予尊重，而不應因怕負上法律後果，圖以法卸責。同時更應考慮，若鄧女士真的因此而不幸錯失了生機，對其女兒之後的人生，又有何影響。

　　有人指酌情權要逐個個案經衡量後，才可批出及處理，他們要考慮的，不外是個案的急切性和相關未成年人的心智是否成熟等。至於是否有其他合適人選或方案的選項，包括屍肝移植等，若有，相信這個家庭也不必這樣焦慮和困擾。

　　因此，既然鄧女士正命懸一線，有關方面應盡快成立專責小組，為捐肝者進行身心評估，並解釋清楚相關風險及可能引致的一切後果。只要母女兩人都不會後悔今次的決定，有關方面就要用用腦，勿錯失了救人、救她們整個家庭的時機。

　　這個案令人聯想到不少涉及未成年人士的法律權益與刑責的問題。去年有9歲男童涉嫌在「兒童之家」性侵兩名7歲的男、女童，卻因他未滿10歲，警方未能提出起訴而僅口頭警告了事；另2010年及2011年，也分別有15歲及13歲男童在病房性侵犯年幼女童。「成年」除生理狀況外，可能只是個「方便」法律上界定及操作的定義，面對愈多的案例，社會實應有與時並進的刑法，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