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諮詢公眾，進行社會辯論，然後得出政府一直強調的「多管齊下」結論。面對今時土地房屋的逼切性來說，16個月其實很奢侈，時不再來，有為政府不應再蹉跎，必須盡快落實其中可行方案，讓市民「人人有屋住」。

　　先跟大家講個故事︰有個國家外敵犯境，國王想徵收額外軍餉1,200両黃金以禦敵，卻不想加重百姓稅收，於是想向皇公大臣募捐，各皇親國戚和大臣都斂財貪賄，怎肯就範？眾人紛紛以各式理由，諸多推搪。

　　國王聽完皇公大臣逐個申訴的「理由」後，似乎都各有道理，為顧及自己仁厚形象，覺得不便向他們「開刀」，惟有問計於「智者」。「智者」沒有即時回覆，一味拖延，直至年餘之後，智者才得意地向國王滙報︰「稟告陛下，年來我到民間明查暗訪，發現有8個皇爺和大臣有餘資可供軍餉，共計3,235両黃金，比皇上需要的還要多！」此時外敵已在國境內肆虐年餘，國王聽後大喜，極想一舉退敵，就問智者︰「可先向九皇爺或宰相募餉嗎？」但智者卻說︰「為公平起見，宜按8人情況徵軍餉，務求人人有貢獻。」國王言聽計從，可惜至敵人攻入皇城之時，國王還在游說著一眾皇公大臣捐軍餉禦敵。

　　各土地選項的持份者固然會有各式理由反對政府收地，地產發展商更會希望政府「唧牙膏」式供地，令他們的賣樓成績日日新高。筆者相信，市場短期內新增20萬個私樓單位供應，已可冷卻不少既想住又想賺的準業主置業的「熱情」。今時專責小組「各打50大板」、建議政府不分先後「樣樣做」，其實未算盡責。

　　政府常在施政前或「出事」後，委託顧問或委員會等進行諮詢、研究，最終以「refer to the committee」，用「拖」、「卸」字訣，表面似更獨立、專業，實則低效、卸責，盡顯官僚作風的荒謬。

　　回歸前，不少專家報告也曾發揮作用，例如1963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或稱Marsh and Sampson Report）便對其後20年的教育改革起了關鍵性影響。但回歸後，這類報告都傾向同時反映民意，但個別議題，尤其是像今次涉及10多20年的城市規劃及拓展，一般市民礙於本身利益、立場和識見，能否真正為整體利益發揮作用，實屬疑問。

　　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打大鱷」、建東鐵落馬洲支線、西鐵等，不也是力排眾議而做對了？更不必說開展玫瑰園計劃和地鐵了。今時政府已不必期望土地小組可提出一些各方完全接受的前瞻性方案，因此，若要在覓地拓地上更有作為，政府就要敢於拿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和魄力，從香港大利益出發，力排眾「非」，果斷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