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貪與不敢貪

　　總理李克強在3月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制」。從字面意義來說，他是切中了要害。

　　「貪污」是我早年博士論文的題目，在我有關貪污的學術生涯中，總共寫過三篇長文、一篇短文，都是理論性的。根據「谷歌學術」搜查，這幾篇文章曾被千餘篇學術論文引用，三篇長文亦全部被收入《國際經濟學關鍵性文獻庫》中。「貪污經濟學」現已有大量文獻湧現，我當年做開荒牛工作，已算有交代。在眾多結論中，其中兩條恰好是要造成「不能貪不敢貪」的局面。李總理不可能讀過我用英文寫的文章，他上述的看法顯然是在實踐中自己領悟出來的，但這既然與我多年前的發現相同，我是理所當然贊同的。

權力是貪污關鍵

　　怎樣才能做到「不能貪」？貪污的定義是行使別人所委任的權力，違法地去做出一些對自己或自己偏愛的人有好處的事，收受賄賂是最常見的貪污腐敗行為。從以上定義可知，權力是關鍵，沒有權力，貪污不能發生。政府官員是最擁有權力的人，若資源配置不靠行政權力，而靠競爭性的市場機制，貪污的空間會大大地收窄。

　　內地從前種種資源配置，從房屋、職位、生活所需，往往都要建基在行政權力之上，賄賂官員自然無可避免。但在改革開放後，資源配置慢慢更倚靠市場的供求關係，官員的權力縮減，貪污的空間亦然。以前買輛單車也要走後門，現在則跑到百貨公司便可，無人會為了得輛單車而要賄賂官員。

市場化可剷除貪污

　　市場化代替行政化可剷除貪污溫床，是官員「想貪也貪不了」的重要方向。公司與公司之間，或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資源配置可以走向市場化，但機構內部或公司內部卻未必可以，社會中的權力不可能全部根除，所以必需要另有機制去補充，才能防止貪污。

　　不少人以為這個機制應是民主監管或完善的法制。這些很可能都有用處，但不足夠。印度是民主國家，其法律制度源自英國，但卻是貪污大國，近似例子在世界中有很多。由此可知，民主法制對防止貪污並不可靠。要使貪官「不敢貪」，便要使他們感到畏懼，貪污的預期成本大於預期利益。嚴刑峻法是一種途徑，但在現代講求法制人權的社會中，這並不可行。代用方法是增加被捕被檢控的機會。而後者又與社會中有多少人貪腐有密切但反面的關係。

　　貪官愈多，他們愈容易官官相衛，結集為攻守同盟，反貪者難以搜證，更可能被倒打一耙。因此貪官眾多的地方反貪必定用盡全力增加資源，才能使貪官減少。但他們減少後，誰若再貪便會失去拱衞，容易被發現檢舉，那麼就算不再用這麼多反貪資源，貪污也不易再爬升上去。

　　內地曾涉及貪腐的人太多，正如上所說，不大幅加大資源反貪，不易使人不敢再貪。另特赦過往的貪官，但下不為例，正如七十年代香港政府特赦警隊貪官一樣，也可能有效，但反貪資源必要同時增加。

轉載自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