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事件」，每年世界各地都會舉辦紀念活動。如今，香港已成為亞太地區唯一有大型紀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悼念，每年都由香港支聯會主辦。今年是紀念「六四」28週年的燭光晚會，雖然燭光依舊，但出席人數為11萬，是9 年來的最低。其中原因之一，是近年香港的本土主義盛行，不少年輕人認為燭光晚會帶有「大中華情意結」，而今年香港多間大專院校也發起杯葛，對紀念「六四」有所質疑。

　　香港大學學生會已是連續第三年缺席燭光晚會，改為舉辦《愛國情懷到盡頭，悼念燭光為何留》的論壇。另外，香港中文大學也在該日舉辦《香港中國，漸行漸遠；六四意義，從何說起》的論壇。事實上，大專學界近年認為悼念「六四」應劃上句號，建設所謂「民主中國」已不是港人的必然責任。

　　香港年輕人有此想法可以理解。近年來年輕人對香港的管治失望，對「一國兩制」期望的心理有落差，形成對「民主中國」的看法有別，加上20多歲的年輕世代沒有親身經歷當年「六四」的情景，他們有自己的見解也很正常。而無論如何，香港是個自由社會，有關如何悼念「六四」而意見分歧，最能體現香港精神，這正是香港人各述己見的生活方式。

　　不過，對於有學生認為不應該再悼念六四，特首梁振英則有話說。他希望因中國人「身份認同」問題而不悼念六四的年輕學生能夠深思一下，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並指出年輕學生無論怎麼想，國際社會都會看待他們為中國人。大哉斯言!要年輕人深思「身份認同」問題實不容易。「身份認同」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概念，指一個人對於自我特性的表現，以及與某一群體之間所共有觀念的表現。「身份」是自我的標籤，而建構這個標籤，可大致由種族認同、法律認同、地理認同和文化認同這四個元素構成。

　　種族認同是建基於生物學上的遺傳﹔法律認同是通過法律，以客觀準則決定一個人的公民身份﹔地理認同是以人口調查來界定種族、以地圖來界定種族界線，以及用博物館來建立種族的歷史感和集體記憶。至於文化認同，是「身份認同」最重要的一環，因為這是建基於對同一社群中各種價值觀念的認同感，是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下耳濡目染的成果。

　　如果說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感不足，那多半與特區政府一向忽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教育有關。而且文化認同的教育極重「身教」，以身作則，所以梁振英身為特首，也有必要對年輕人說清楚，當年(1989年)「六四」，他曾參與刊登《聯署聲明》：「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向《文滙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那麼到今天他的立場是否有了改變?

　　如果有變，他是否隨著時光流逝和激情的過去，開始用新的視角看待那段歷史，對當年的鎮壓多了幾分諒解?一個清楚的交代，正是一種極有效的「身份認同」教育，否則一味迴避，又如何能苛求今日香港年輕人對悼念「六四」沒有「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