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四十年，發展中國家實施了若干干預措施用於減少貧困，改善人民的健康水平。在所有這些中，醫療和教育領域的措施尤為凸出。這些措施被認為是加強人類發展的一些可靠方法。例如，中國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即每天1.9美元）從1990年的66.6%下降到2014年的1.4%。類似的趨勢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可以觀察到：印度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從1993年的45.9%下降到2011年的21.2%；菲律賓從1990年的26.6%降至2015年的8.3%；尼加拉瓜從1993年的36.3%降至2014年的3.2%；迦納從1991年的49.8%將之2012年的12%。這些由各國政府和包括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內的在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福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教育和醫療的獲得，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水和衛生設施的提供等。目前所有各方的努力都值得稱讚。

　　儘管如此，還有很多事要做。最近在迦納若干地區的調研顯示，民眾在醫療資源的獲得方面依然存在著很大的不平等。除了經濟方面的困難外，生活在迦納北部農村的居民還由於交通方面的不便（特別是在深夜），他們很難及時獲得健康服務。救護車對於很多地區的人來說依然是一種奢侈品，即便是對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得依靠社區的救助或者鄰居的憐憫來獲得照料。儘管培育好的社區環境，讓他們在困難時互幫互助，這一點值得稱讚，但這絕不意味著社區應當成為首要的供體。如今局面主要是由於利益相關群體的不合作以及缺乏精準的服務提供機制造成的。

　　此外，在對迦納的一些社區和公共機構調查表明，這些地區過度依賴發達國家（包括國際發展組織）的資金和支持。但是這些組織的幫助常常是要迦納遵從他們預先制訂的方案，但這樣一來，迦納本土的關鍵需求就被忽視了。比如，在迦納北部的幾個地區，國際組織發放了一批物資，如物流設備和摩托車等，用於幫助當地衛生官員進入到場第。但是在和一名當地官員的非正式交談中，他對此表示擔心。他說，一些地區被高估，認為他們有足夠的資源，所以沒有得到新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下，難以想像那些被忽視地區的居民生活如何。

　　一些發展中國家很貧困，也缺乏生產性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本）用於推動其發展進程，因此需要來自發達國家或世界組織的幫助。但是這些幫助也可能會阻礙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進行變革，讓他們錯誤地認為總是有安全網可以依靠。但事實上，這些來自發達國家和世界組織的措施，常常與本國的需求相脫節。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結果的有效性而進行的細緻的經濟管理和服務也常常淪為空談。前文迦納的例子表明，有效的公私夥伴關係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公共部門效率低下，很多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都在採取一種「適應性國家創業主義」（Adaptive State Entrepreneurialism）（Mok, 2017），這或許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經驗。

　　中國不斷擴大的社會服務提供和發展規劃的獨特模式，國家通過更加協調的方式利用地方政府和私營部門提供服務。這或許可以成為迦納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的可借鑒政策。近年來，中國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財政權力用於發展社會政策和服務。因此，即使「沒有財政承諾支持社會政策擴張，中央政府嚴重依賴地方政府實施國家層面的政策，提供必要的財政資源，推動財政負擔下放」（Mok, 2017, p.304）。在醫療和教育領域，中國的社會服務常常是借助市場力量完成（Mok,2017）。這樣的方法可以確保競爭，同時又可以增強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中央政府都在政策設計，籌款等方面發揮主要作用，有時甚至以「分散」和「民主」的方法實施一些項目。但是如果可以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有針對性的改善基本服務的提供，並且獲得更具凝聚力模式的啟發，可能會更加有效。

Reference：

Mok, K. H. 2017. With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Jarvis, D. S. L. & Carroll, T. (Eds.), Asia after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Disembedding Autonomy (pp. 297-3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