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社會培育出有質素的公民和人才，是教育的終極目標，至於怎樣才算是「有質素」則要透過各級的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及幼稚園，以學生為本位，實踐校本理想。但教育近年受政治氣氛的干擾，令培育人才，甚至學與教的成效都受到影響。

　　自從香港大學出現副校長遴選及校委風波；有部分人經常以「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為理由，質疑大學校董會或類似管治組織的權限及其決定，其實都是政治化。

　　以香港大學為例，它本來就是英國在遠東的「帝國大學」，為培育殖民地管治精英而設，在這歷史背景及管治的考慮下，港英政府一定不容許港大成為反政府的基地，而港督任校監實為管治手段，不是宣傳手段。

　　今天社會以各種理由，把高教界議題政治化的風氣，短期內難以改變，尤其是中學的情況就更令人關注。其實，過去由政府、宗教團體，甚至1949年後來港辦學的政治團體，都有不同的政治或宗教目的，當年各辦學團體可謂都很「校本」—政治、宗教立場都頗為鮮明，而港英政府當時的取態似「中立」，實則玩平衡。

　　近30年的發展，學校無論宗教和政治色彩都已減退不少，也慶幸能去政治化，學校和家長大都能做到令政治遠離中、小學校園，而落實今天的校本概念，應是一個可行而有益於教育的做法，但個別學校管理層就視為外部勢力介入。

　　「校本」最少涉及3個範疇︰學校管治、課程及評核。在校本管治中，由於校董會在辦學團體及校長以外，還有教員、家長、校友等校董，理論上，可提高了學校管治的透明度，校政更加民主化，學校的管理層更要向各持份者問責。但這架構亦有機會讓一些有不同目的或政治立場的人士，干擾到學校運作及其專業判斷。因此，去政治化，讓學校回歸學與教，才是社會大部分人的願望。

　　「校本」不但可還校長、教師權力，讓他們以其專業知識及操守，做好教育工作，同時又可讓學生、家長及其他持份者參與校政，從而提升教學質素和效果。雖然大部分家長對教學並不熟悉，但仍可以就子女的學習成效或成果，提出相關訴求，這都是社會對教育的期望；但當涉及政治、宗教立場或意識形態，容易產生分歧，道理就較難說得清。

　　至於校本的課程及評核，怎樣才可貼合學生的學習需要，並做到公平公正，還須視乎校長、教師和家長的合作、勇氣及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