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世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伊朗爆發宗教革命，流亡國外的保守派精神領袖霍梅尼身穿一身黑長袍現身德黑蘭；第二件事就是中國改革派領導人鄧小平訪美，在德州參觀時還入鄉隨俗戴上了一頂牛仔帽。
該年1月17日，伊朗末代國王巴列維在國內示威潮下外逃。2月1日，霍梅尼從法國乘飛機返回德黑蘭，受到300萬民眾夾道歡迎。
僅僅是在一個多星期後，2月28日，鄧小平乘坐中國民航嶄新的波音707專機抵達華盛頓，獲得卡特總統盛情接待，成為首位訪問白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
身穿黑色長袍的霍梅尼及其支持者，在1979年推動了兩次全民公投，成功建立「真主的政府」，他本人成為這個「政教合一」政體的締造者和最高精神領袖，為即將發生的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打下伏筆。
鄧小平頭戴牛仔帽的經典一幕，則對外展示了中國領導人開明形象。在訪美過程中，他訪問了詹森太空中心、波音飛機與福特汽車的生產線，以及可口可樂總部。
在鄧小平訪美前，中共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定「改革開放」，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如雨後春筍冒升，中國步入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道。中美亦相向而行，1979年1月1日，兩國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美國承諾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霍梅尼的戰略機遇*
霍梅尼時代的伊朗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戰略機遇－－就在1979年底，蘇聯意識到亞洲局勢正朝不利於自身的方向發展，決定出兵阿富汗，試圖全面控制這個連結亞洲各大板塊的中樞國家。
據說，當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消息傳到中情局總部時，現場傳出一片歡呼聲。美國在剛結束不久的越戰中元氣大傷，現在終於等到了蘇聯墮入戰爭泥淖的時刻。此時霍梅尼雖然和美國鬧僵，但在反蘇問題上倒是和美方不謀而合－－他視美國為「大撒旦」，但也稱蘇聯是「小撒旦」，並開始援助什葉派抗蘇游擊隊，躋身伊斯蘭世界聖戰運動的一員。
到了1980年，伊朗又與伊拉克爆發了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蘇聯不僅成為伊拉克的主要軍火供應商，同時還在伊朗邊境駐紮重兵，防止德黑蘭向其加盟國輸出宗教革命。因此，伊朗雖然因為人質事件和美國鬧僵，在冷戰末期和兩伊戰爭期間，卻不時和美國發生利益重疊，並扮演了牽制蘇聯的角色。
當中國加入世貿，成為世界工廠，擁抱全球化進程，躍升為綜合實力僅次於美國的國家之時，伊朗則陷入中東新的地緣和宗教衝突。霍梅尼的接班人哈梅內伊，在近40年的任內致力維護前者留下的政治遺產，直至他被美國和以色列「定點清除」。
哈梅內伊其實也有自己的戰略機遇，他上任之時正值冷戰尾聲。不過，相較於中國快速加入全球化進程，哈梅內伊則醉心於構建以德黑蘭為中心的伊斯蘭世界。這不僅導致伊朗成為美國和以色列的眼中釘，也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內部的矛盾。
中東地區於是出現了一種「小冷戰」格局，在這場鬥爭的高峰期，伊朗在敘利亞、也門、黎巴嫩及伊拉克，與沙特阿拉伯等中東阿拉伯國家，以及美以為首的西方陣營爆發激烈代理人戰爭。伊朗在這場寡不敵眾的博弈中節節敗退－－1979年，霍梅尼是當之無愧、舉世懼怕的人物，近半個世紀後，哈梅內伊卻被美以兩國肆意宰割。
1979年，鄧小平的牛仔帽和霍梅尼的黑長袍，象徵著中國和伊朗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與西方接軌，另一個與西方脫勾。當時誰能料到，在近半個世紀後，這兩條道路會遇上一個交叉點－－現在輪到美國對華實施脫勾斷鏈，對伊朗則不宣而戰，推動政權更迭。
*唯有伊斯蘭共和*
面對美國日趨激進及敵對的軍事戰略及外交政策，中伊兩國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仍然受到1979年兩個重大事件的深刻影響。在伊朗方面，德黑蘭政府不僅徘徊在霍梅尼制定的政教合一體制，且深受他的外交思想影響，其指導原則就是「既不親東方，也不親西方，唯有伊斯蘭共和(Neither East nor West, but the Islamic Republic)」。
雖然西方外交界近年不斷指出，伊朗面對西方的長期經濟封鎖，開始向中、俄為代表的「東方」傾斜，然而，德黑蘭並沒有擺脫霍梅尼的外交教條。他的繼任者哈梅內伊一直試圖與「西方」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其主要策略就是拉攏歐洲，將之建構成伊朗和美國之間的溝通橋樑。
為了向歐洲讓利，德黑蘭不時犧牲中方利益，例如單方面取消與中企簽署的基建項目，轉讓給歐洲；單方面決定將對華石油貿易的巨額結算由人民幣改為歐元，同時還長期拖欠中企的原油運輸及儲倉費用。
因此，當輿論探討中國對中東戰火應採取何種反應時，必須要意識到鄧小平和霍梅尼給兩國留下了不同的資產。中國和伊朗在意識型態、外交戰略上是截然不同的國家。當伊朗在傳統的宗教和地緣衝突中步步後退，至美以兵臨城下之時，中國正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展開政治、軍事、科技等領域的全面博弈。
當哈梅內伊困守德黑蘭之時，北京卻在接待來自加拿大、英國、法國、西班牙、韓國和泰國的外國元首及領袖，討論如何維持全球化時代的共贏方案。當德黑蘭糾結於宗教改革之時，北京的全球大戰略是開放並擁抱全球化，伴隨著這種開放，和西方公眾突破互聯網信息蒙蔽，並親身赴華旅行，中國的軟實力正在迅速上升。
因此，北京對伊朗局勢的考量必然建基於一種全球性的眼光，既要支持伊朗維護主權，又要防範世界進一步滑向敵視與對抗。北京將需要在上述一系列複雜因素找尋國際正義的準繩，並依此準繩向伊朗伸出援手。《經濟通通訊社評論員 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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